他要用什么样的话来回答呢？是说他复仇的志愿，可是叙述他一向仰慕的心？若是说他复仇的志愿，又何必到季札这里来？若是叙述他仰慕的心，走出季札的门，又何必还望东去呢？
在这里，季札代表着出世的清高，仿佛庄子描绘的逍遥游的仙人，和伍子胥念念不忘“父母之仇，不与戴天覆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城接壤”的沉重心境，又如何相称呢？子胥固然景仰季札的超脱，可是他毕竟需要选择，而命运已经为他规定了应该承担的重任：
季札的门并不是宫门那样森严，随时都可以叩得开，子胥的心也不住地向那边向往。但是不同的运命把他们分开了，他的心无论怎样往那里去，他的身体却不能向那里走近一步。水里有鱼，空中有鸟，鱼望着鸟自由地飞翔，无论怎样羡慕，愿意化身为鸟，运命却把它永久规定在水里，并且发不出一点声音。——子胥想到这里，对于登门拜访季札的心完全断念了。同时也仿佛是对于他生命里一件最宝贵的事物的断念。
这里的“断念”，正是对出世的、隐逸的、个人的逍遥自由的断念，而选择承担起个人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任务，也就是去担负自己的责任。这里的断念，是对《林泽》一章中子胥选择离开楚狂夫妇的茅屋的再次回应。楚狂，唱着“凤兮之歌”的楚狂，正是逃避浊世的隐士高人。而子胥虽然敬重楚狂夫妇，却不能认可他们的避世，他甚至怀疑他们在林间茅屋的平静生活也会在不久的将来遭到破坏。正是有了这些冯至所谓的“捏造”，《伍子胥》在他手里“好像一棵树在老的树干上又发出了新芽”。而“新芽”来自冯至从书斋宁静深远的沉思到战火纷飞、敌机扰攘中的忧虑这些切切实实的自身“体验”，来自他经过里尔克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考浸润的对个体生命承担的认识。可以说，经由自身的“经验”，冯至将其存在主义色彩浓郁的思考与个人的抉择，由一个古代逃亡故事的重写表现出来。冯至所谓“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