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史上比较明确地讲到史学评论的标准的，是刘知幾。刘知幾论史才、史学、史识及其相互关系，虽然旨在说明“史才须有三长”[15]，因而史才难得，但实则已讲到评论史家的标准了。刘知幾还把史学家的工作划分成三个等第：第一个等第是“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如董狐、南史；第二个等第是“编次勒成，郁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第三个等第则只能做到“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的史官史佚、楚的史官倚相。[16]这个看法，直接提出了评论史家的标准，可以看作他的“史才须有三长”论的极好注脚。此外，他在《史通》的《采撰》《言语》《叙事》《直书》《曲笔》等篇中的论述，也都关系到评论史书和史家的标准。
刘知幾的“史才须有三长”的论点，在宋人那里又被进一步具体化了。吴缜所撰《〈新唐书〉纠谬》是一本讲考异的书，但这书的序文却明确地提出了评论史书的标准。吴缜写道：“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事实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他认为评论一部史书的优劣、高下，要看它是否具备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基本条件。具备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可以认为是一部好的史书；否则，就不是一部好的史书，甚至根本不能称之为“史”。是否可以认为，吴缜讲的“事实”，相当于刘知幾说的“史学”，而“褒贬”相当于“史识”，“文采”则相当于“史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缜对于这三个基本条件，并不是做并列的或同等的看待的，而认为三者之中以“事实”最重要。他说：“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吴缜把搞清事实，即“事得其实”，作为撰史的基础和评史的主要标准来看待，显示出他在史学评论上的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