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有空闲来看那只钱包了。那是个硬皮钱包，有一个摁扣，里面装有三个光亮的先令，佩格蒂显然用白粉把它们擦过了，为的是让我见了更喜欢。但是那里面最珍贵的东西，是用一张纸包在一起的两枚半克朗硬币，纸上有我母亲亲笔写的几个字：“给卫儿，并附爱心。”我又被这感动得受不住了，要求赶车的帮我拿回我的小手帕。可是他说，他认为我最好还是别用它，我想我真的最好还是别用，于是我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停下来不哭了。
我再也不哭了。不过，由于我先前太伤心了，还有余悲，有时禁不住还要剧烈抽泣一通。我们慢吞吞地走了不大一会儿工夫后，我问赶车的，他是否送我走完全程。
“全程到哪儿？”赶车的问道。
“到那儿啊！”我说。
“那儿是哪儿啊？”赶车的问。
“伦敦附近哪。”我说。
“嗨，这匹马，”赶车的抖了抖缰绳，指着那匹马说，“没走上一半路，它就会变得比一摊猪肉还不会动了。”
“那么你只到亚茅斯？”我问道。
“差不多，”赶车的说，“到了亚茅斯，我把你送到公共马车上，公共马车再把你送到——不管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