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有空闲来看那只钱包了。那是个硬皮钱包,有一个摁扣,里面装有三个光亮的先令,佩格蒂显然用白粉把它们擦过了,为的是让我见了更喜欢。但是那里面最珍贵的东西,是用一张纸包在一起的两枚半克朗硬币,纸上有我母亲亲笔写的几个字:“给卫儿,并附爱心。”我又被这感动得受不住了,要求赶车的帮我拿回我的小手帕。可是他说,他认为我最好还是别用它,我想我真的最好还是别用,于是我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停下来不哭了。
我再也不哭了。不过,由于我先前太伤心了,还有余悲,有时禁不住还要剧烈抽泣一通。我们慢吞吞地走了不大一会儿工夫后,我问赶车的,他是否送我走完全程。
“全程到哪儿?”赶车的问道。
“到那儿啊!”我说。
“那儿是哪儿啊?”赶车的问。
“伦敦附近哪。”我说。
“嗨,这匹马,”赶车的抖了抖缰绳,指着那匹马说,“没走上一半路,它就会变得比一摊猪肉还不会动了。”
“那么你只到亚茅斯?”我问道。
“差不多,”赶车的说,“到了亚茅斯,我把你送到公共马车上,公共马车再把你送到——不管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