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方面的任务是从某一以自己的目标及优先考量为出发点的行为者的视角中提出来的。就此而言，道德问题根本就是提不出来的，因为其他人的价值仅在于充当我们实现自身行动计划的手段或有限的条件。在战略性的行为中，参与者均设想：每个人都是本着自我中心的原则，基于自己的利益来决策的。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竞争者们之间从一开始便有着一种至少是潜在的冲突。这一冲突可以一直进行下去，可以得到限制和控制，也可以为了双方的利益而得到调解。然而，如果没有一个视角与观点的彻底的转换，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不会被参与者们看成是一个道德问题的。假如我只有以将重大的事实隐瞒起来的方式才能弄来急需的资金，那么从实用的视角来看，我们唯一所能指望的就是一种欺骗伎俩的可能的成果了。谁要是认为这种做法的可行性有问题，他也就提出了另外一种问题，即道德的问题：是否所有的人都能同意，在我的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按同样的准则来行事？
即便是伦理问题也绝非要求与自我中心的视角彻底决裂。这种视角与我的生活的目的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此来看，其他的人、其他的生活历史和利益状况，便仅就他们是如何在我们的主体间所分享的生活形式这一框架内与我的同一性、我的生活历史和我的利益状况交织在一起这一点而言，才具有意义。我的受教育的过程是在一种与他人共享的传统之关联中实现的，我的同一性也留有集体之同一性的印记，我的生活历史也融入了绵延的历史的生活之流里。就此而言，在我来看是好的那样一种生活，也与我们共同的生活形式相关。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个体的伦理是深深地融于公民的城邦之中的。然而伦理问题有着与道德的问题不同的目标：对人与人之间源于利益分歧而产生的行为冲突进行调节，在这里还算不上是题目。我是否愿意成为这样一种人，即在某一紧急的情况下对一匿名的保险公司进行一次小小的欺骗，这并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在这里所涉及的是我的自尊，或许也涉及别人对我的尊重，而并不涉及对每个人的那样一种同等的尊重，即每个人对所有其他人的完美性的那样一种对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