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诗人有诗人独特的敏感,他没有继续谈他的诗,却聊到了当时老家的大唱红歌。我对此素无好感,这年初发生李庄案的时候,还写了一篇犀利的文章《漫谈“唱红打黑”及“不怕左”》,没有平面媒介可以刊用,就贴在凯迪社区著名的“猫眼看人”——后来,北大的贺卫方教授把这篇文字转帖在他的博客里并加注,引起很多人关注。永才率真而独到的见地,让我对他有了好感,心想,没变,做了小官,还保持了基本的价值观,难能可贵。我忽然领悟到,或许这正是他还写诗的因素之一。
年近耳顺,一些人生阅历与现象,常常使我感到困惑。我们创作作品或研究文学的人,时常要卖萌。把艺术啊,诗啊,说得纯洁无比,不食人间烟火,并以此自恃,睥睨天下俗人。同样,更多的人,随着青春远逝,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功利理性,似乎凡是做事为人,不能直接见到利益,便完全没有必要用心于此,沉溺其中。他们也以此嘲笑诗人,乃至羞于回顾年轻时对诗的陶醉与拜倒。有的人情感日渐稀薄,有的人情感日渐纯真,我难以判定哪一种人的状态更好。我想起读大学时的系主任苏恒先生,他退休后患上失语症,但偏偏喜欢上新诗的创作,写出不少隽永真挚充满哲理的小诗。我们这些学生,立即感受到苏先生的生命之火,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迸发出了耀眼而动人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