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诗人有诗人独特的敏感，他没有继续谈他的诗，却聊到了当时老家的大唱红歌。我对此素无好感，这年初发生李庄案的时候，还写了一篇犀利的文章《漫谈“唱红打黑”及“不怕左”》，没有平面媒介可以刊用，就贴在凯迪社区著名的“猫眼看人”——后来，北大的贺卫方教授把这篇文字转帖在他的博客里并加注，引起很多人关注。永才率真而独到的见地，让我对他有了好感，心想，没变，做了小官，还保持了基本的价值观，难能可贵。我忽然领悟到，或许这正是他还写诗的因素之一。
年近耳顺，一些人生阅历与现象，常常使我感到困惑。我们创作作品或研究文学的人，时常要卖萌。把艺术啊，诗啊，说得纯洁无比，不食人间烟火，并以此自恃，睥睨天下俗人。同样，更多的人，随着青春远逝，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功利理性，似乎凡是做事为人，不能直接见到利益，便完全没有必要用心于此，沉溺其中。他们也以此嘲笑诗人，乃至羞于回顾年轻时对诗的陶醉与拜倒。有的人情感日渐稀薄，有的人情感日渐纯真，我难以判定哪一种人的状态更好。我想起读大学时的系主任苏恒先生，他退休后患上失语症，但偏偏喜欢上新诗的创作，写出不少隽永真挚充满哲理的小诗。我们这些学生，立即感受到苏先生的生命之火，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迸发出了耀眼而动人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