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英伦的三年间，每当我立于海德公园的草坪，便无限怀恋故园紫藤花下的明子。或漫步于蓓尔美尔(6)街头，便对天涯游子的自己充满怜悯，此处无需叙述。我只要叙述以下事项便足矣：我在伦敦时，沉浸于玫瑰色的梦想，想象着我们未来的结婚生活，借此略微排遣心中的郁闷。然而，我留英归来时，却获知明子已嫁人，成为第X银行行长满村恭平的妻子。我当即决心自杀。但生性的怯懦和留学期间皈依的基督教信仰却不幸麻痹了我的双手。卿等如果想知道我当时何等的伤心，请回想起我回国十日，欲再度赴英时招致的父亲的激怒。实际上，当时我的心境是没有明子的日本，似故国而非故国。坚信与其滞留在并非故国的故国，徒然度过精神失败者之生涯，莫如怀抱一卷《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7)，成为远在万里的孤客，将遗骨埋于异域之土，可使精神获得慰藉。可是，我身边的情况终于令我抛弃了渡英计划。加之在父亲的医院里，我作为一名留洋归来的医生，终于坐上了为了众多患者而终日忙碌的无聊的椅子。
于是，我向上帝祈求失恋的慰藉。当时住在筑地的英籍传教士亨利·汤赞多氏成为我此时难忘的友人。我对明子的爱之所以在几番恶战苦斗后渐次变为热烈而平静的亲情，首先要归功于他为我讲解数章《圣经》的结果。记得我时常同亨利论及神，论及神的爱，更论及人类之爱后，半夜走在行人稀少的筑地居留地(8)独自回家时的情景，若卿等不嘲笑我的儿女情长，我可以叙说我曾仰望居留地空中的半轮明月，默默地向神祈祷表妹明子的幸福，伤感至极，嘘唏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