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熊希龄不经意地问沈从文：“你来北京做什么?你大舅(黄镜铭)曾跟我提起过你，为什么你生活这么艰难不来找我?”
沈从文说：“我想独立。”
“你在陈渠珍那里不是过得挺好吗?”
“当兵6年中我眼看上万无辜平民被杀，除了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和残忍的印象，什么都学不到!你可想得到，一个机关300个职员有150个是‘烟枪’，是个什么光景?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去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听沈从文这么一说，熊希龄不由自主地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位年轻同乡来，连声说：“好，好，年轻人就要有这种胆识，北京也欢迎有胆识的青年!”
沈从文在香山过了一段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之后，在感谢熊希龄的同时，慢慢觉得自己和熊府及其香山慈幼院的上层人物格格不入，总感觉到自己是在接受熊希龄的“施恩”，与他当初“想要独立”而来北京的初衷相悖。虽然熊希龄并没有认为接收他是出于恩典的意思，虽然熊希龄照样关照他，经常找他长谈，但沈从文的心里还是有了一层疙瘩，总觉得和熊希龄之间有一层隔膜无法消除。特别是沈从文对熊希龄及其周围一些人生活的上层圈子，总怀有一种混合着自卑与自尊、企羡与不满的复杂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