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他能说话了,于是我知道了详细情形。他在夏多·蒂哀里受的伤。一片弹壳打烂了他的大腿,疼得厉害,觉得这条腿“只剩一半”了。
不幸,我觉得邦梭的这个印象相当准确。我们俩开始经历一个悲惨的时期,连续不断的苦痛,又单调,又有规律,象士兵生活一样。
我的伤势使我无心关切多大事情;对面的红头发整夜的叫嚷,阿尔及利人多伊多替我们送糖果来,说:“喂!好么?喂!”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一些了。但我很熟识邦梭,因为我的手臂在床沿上安放妥当之后,只要抬起眼睛,就可望见邦梭,他是我天然的视线。
邦梭也在受难,但跟我不一样。我犹如一个产妇:挨一次苦,我就觉得向复原走近了一步。至于邦梭,刚刚相反,一切新的痛苦都加重他的虚弱。每天早上,担架夫来迎接我们。我多半躺担架,邦梭总搭“慢车”。我们在绷扎室中重新碰面。当然我的手臂决不好看,但比起邦梭的大腿,已经是一件可爱的东西了。他的伤口是一个其丑无比的窟窿,放得下一顶军帽,一大块惨绿色的伤,底里是碎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