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他能说话了，于是我知道了详细情形。他在夏多·蒂哀里受的伤。一片弹壳打烂了他的大腿，疼得厉害，觉得这条腿“只剩一半”了。
不幸，我觉得邦梭的这个印象相当准确。我们俩开始经历一个悲惨的时期，连续不断的苦痛，又单调，又有规律，象士兵生活一样。
我的伤势使我无心关切多大事情；对面的红头发整夜的叫嚷，阿尔及利人多伊多替我们送糖果来，说：“喂！好么？喂！”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一些了。但我很熟识邦梭，因为我的手臂在床沿上安放妥当之后，只要抬起眼睛，就可望见邦梭，他是我天然的视线。
邦梭也在受难，但跟我不一样。我犹如一个产妇：挨一次苦，我就觉得向复原走近了一步。至于邦梭，刚刚相反，一切新的痛苦都加重他的虚弱。每天早上，担架夫来迎接我们。我多半躺担架，邦梭总搭“慢车”。我们在绷扎室中重新碰面。当然我的手臂决不好看，但比起邦梭的大腿，已经是一件可爱的东西了。他的伤口是一个其丑无比的窟窿，放得下一顶军帽，一大块惨绿色的伤，底里是碎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