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评价各有不同，有谓为落后者，有谓为优美者，然不论其评价如何，中国人之应当了解中国文化，则无疑问，否则，吾族艰难奋斗、努力创造之历史，无由明了，而吾人之民族意识，即无由发生，民族精神即无由振起，晚近中国国势不振，即由于文化教育之失败所至。兹者国脉益危，不言复兴则已，言复兴，则非着重文化教育，振起民族精神不可。本书之作，意即在此。[16]
其三，新史学思潮影响的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重要时期。传统史学重政治史，而新史学思潮则要求扩大史学范围，注意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指出，“从兰克时代到阿克顿时代，历史学家们对于历史学的主线是政治史这一点极少怀疑”，而经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冲击，“历史学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历史学家的工作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17]西方史学思潮的此种变动，也强烈地影响到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日益传播，与此同时，作为欧洲相对主义史学衍生物的美国“新史学”，也传入了中国。新史学派主要人物的代表作，如鲁滨逊的《新史学》、巴恩斯的《史学史》、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等，于20世纪20年代也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新史学派同样主张扩大史学范围，加强对于经济、社会及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何炳松在《新史学导言》中说：“旧日历史家，又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实则政治一端，哪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呢？”[18]由于新史学派的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与介绍的，故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虽在20世纪初即有研究文化史的初步主张，但仅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20世纪20年代后，因受新史学思潮的广泛影响，中国史学家要求扩大治史范围，注重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研究实已成为时尚。所以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