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纥的援兵对于安史之乱的平定，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以往也并未被严肃探讨。我们认为，借兵回纥的意义，政治性远大于军事性。唐朝历次借兵回纥。
据此来看，在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共四次借兵回纥，分别是至德元载(756)冬、至德二载(757)秋、乾元元年(758)秋、宝应元年(762)秋，时间集中于秋冬，杜甫所谓“高秋马肥健，挟矢向汉月”即指此。细审四次借兵，会发现前三次时间较近，且均是在和亲之后旋即得以借兵；第四次借兵则与前三次相距颇久，且无和亲之举。借兵回纥对于唐朝来说，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乾元二年(759)春的相州之溃回纥并无办法，而宝应元年(762)最终决战前，牟羽可汗更是直接否决了唐朝提出的前两种方案，避免了和燕朝地方实权派的正面接触。
在这中间，第四次借兵时的史实发覆，尤可反映出回纥汗室的战略意图，不妨稍予论及。从两任可汗对唐的态度来看，葛勒相对温和，而牟羽则颇为激进。当时药子昂向可汗依次提出三个方案，分别为“取土门路入，直取邢、洺、卫、怀”、“取怀州太行路，南据河阴之险”、“取陕州太阳津路，食太原仓粟而东”①,前两个方案均被牟羽否决，而第三个方案则得到认同。若取第一个方案，回纥需与燕政权的恒州节度使张忠志发生正面冲突；第二个方案则将直接面对薛嵩势力；唯有第三个方案最为保守，避开了燕朝主要地方实权派力量。《续日本纪》载有当年年初高丽大使王新福的建言：“李家太上皇、少帝并崩，广平王摄政，年谷不登，人民相食。史家朝仪[义],称圣武皇帝，性有仁恕，人物多附，兵锋甚强，无敢当者，邓州、襄阳已属史家，李家独有苏州，朝参之路，固未易通。”而日本中央政府的反应也是“敕太宰府”,称“唐国荒乱，两家争雄，平殄未期，使命难通”②,可见回纥牟羽可汗所谓已与史朝义有约，并非诈言。